唐玄宗大舅子的选官妙法

　　 唐玄宗的大舅子杨国忠，早年酗酒好赌，行为放荡，劣迹斑斑，宗族邻里都厌恶他的为人，又因不学无术，啥都不会，鬼混到30多岁，一事无成。不料后来他竟扯着堂妹杨玉环女士的裙带，平步青云，被唐玄宗李隆基先生三提两提，竟提至宰相的高位，且身兼40多个职务，又专管国家干部任免与财政收支（吏部与度支），真是权倾朝野，一手遮天。他迫害贤良，排斥异己、欺君罔上，坏事干了几航空母舰，仅他发明的“内定选官法”，就把唐朝的选官制度搅得一踏糊涂。
　　唐朝政府选拔官吏，需经吏部三次预选注册，并三次召集百官于尚书省唱名，征求诸官的意见，方可决定任用与否。每年选官，要从春至夏，历经数月，方可结束。杨国忠干宰相之后，就把这套繁琐而又不能任意胡干的制度扔在一旁，另搞一套。他选拔官吏，先是搞“暗箱操作”，把几个亲信招至家中，根据自己的意图拟好名单，然后召集百官到尚书省开会，把内定的人选唱名通过。宰相定下的人选，谁还敢再提异议？于是一天之内，便可搞掂。后来，杨国忠先生这一招玩得越来越顺手，按制度规定，政府选官时，吏部确定的名单需门下省审议，不符合选拔条件者，即淘汰之。杨国忠先生于是把分管门下省的左相（副总理）陈希烈先生召至家中，让他和两个属官坐在一旁，每定一人，即让他们当场表态，就算通过了门下省这一关。陈希烈先生时称“签名宰相”，虽然身居高位，却是只负责在各种文件上签字画圈的角色，当然不敢对他内定的人选有任何异议。
　　既然官吏的任用升迁皆由宰相老爷一人决定，杨府也就热闹啦，那些做梦都想弄个官做或想得到提拔的家伙如过江的鲫鱼、逐臭的苍蝇，纷纷前来拜谒杨国忠先生，除了大拍马屁，还要送上巨金，一时间“吏得轻重，显赇（贿赂）公谒无所忌”（《新唐书·外戚》）。如果说李隆基先生是乌纱公司董事长，杨国忠先生则是专管销售的总经理，他批发零售，双管齐下，大肆聚敛，猛发横财，很快便荣登“福布斯”排行榜，且名列榜首。
　　杨国忠虽然翘辫子一千多年，但“内定选官法”却传承有人，一些首长阁下用人既不看才，也不看德，只根据其贿银多寡而决定任用与否，虽然在确定提拔任用的人选时，也要开委员会、开常委会，开这样那样的会通过，其实他早已内定，那种种名堂的会，只是走过场而已。后来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体现公平竞争，又搞起竞选，其中确有真竞选者，但有些竞选不过是障人眼目。一位在国企供职的老哥听说提拔经理要搞竞选，凭他的资格和能力，自以为稳操胜券，于是到处拜访同事，联络感情，又摆下酒宴，请桑榆先生为他起草“施政演说”，马不停蹄地忙了几天几夜。不知是他的人缘广、口才好、能力棒，还是我老人家的生花妙笔起了作用，在竞选会上居然得票最多。然而公布竞选结果时，他的名字却用高倍显微镜找也没找到，后来他才得知，经理的人选早已内定，所谓“竞选”，其实是“禁选”。
　　内定选官，使掌握用人权力者得以完全根据自己的好恶亲疏和贿银的多寡确定人选，使乌七八糟德才皆无之徒得以靠钱财升迁，使腐朽的人身依附关系得以赤裸裸地体现，所谓“民意”，所谓“群众利益”，在用人者眼里根本不值一提，而卖官买官之风也因此屡禁不止。

　　说到浮夸，一般人只认为是那些为了向上爬而不择手段的庸官俗吏的把戏，却不知有些头衔顶天的皇帝也热衷于此道。

　　以荒淫著称的隋炀帝杨广先生即是一位善搞浮夸的皇帝。杨广先生早年曾随他爹杨坚先生南征北战，史书称他：“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隋书·炀帝纪》）。也许正因为如此，他阁下干上皇帝之后，才认为自己英明伟大，无与伦比，连秦皇汉武也稍逊风骚。他大兴土木以满足自己的奢欲，四处巡幸以扩大自己的声威，劳师征讨以炫耀自己的武功，此外，他还有一大爱好，那就是不失时机的大搞浮夸，以显示隋朝的“富强”。

　　据《资治通鉴·隋纪》载：大业二年十二月，突厥国的首领启明可汗将来东京（今河南洛阳）朝见，杨广先生为了向这位蕃邦首领夸耀隋朝的富乐，诏令全国最好的舞乐、百戏全部集中于东京，来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演，并且亲自到芳华苑积翠池畔检阅百戏。这次会演，不仅节目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令人目不遐接，而且那成千上万的艺人都身穿锦缎绣绸的服装，腰里系着叮当作响的佩环，衣帽上缀着五彩缤纷的羽饰。由于从全国调集的艺人太多，朝廷分派京兆、河南两郡制作演出服装，长安、洛阳的锦缎绣绸被搜刮一空。第二年，杨广先生北巡时，为了向邻邦小国炫耀他的天子气派，命令负责匠作的大臣宇文恺为他特制了一个能容纳几千人的大帐，在帐中设宴招待启民可汗等蕃邦首领。他见启民等人对大帐十分好奇，又命令宇文恺制作了“观风行殿”和“行城”，行殿下面装有轮轴，靠风力推动，可容纳几百个卫兵；行城周长2000步，用涂满丹青的厚布包裹，亭台楼阁应有尽有。这两个亘古未有的大制作推出后，蕃邦的百姓见了无不惊叹，于10里之外就屈膝下跪，将他阁下敬为天神。

　　杨广先生顶替他爹登上皇帝宝座时，隋朝还是国强民富，向邻邦夸耀夸耀，倒也罢了，但数年之后，当他爹好不容易挣下的大家当已经被他糟蹋得不成样子时，他仍不顾国库空虚，人民贫困，硬是打肿脸充胖子。据《资治通鉴·隋纪》载，大业六年春，蕃邦首领齐集东京，杨广诏令在端门街为他们举行歌舞盛会，戏场周长5000步，管弦乐队达18000人，演出通宵达旦，灯火照耀天地，丝竹管弦之声数十里外可闻。这次演出持续了一月之久，耗资无数。当胡商提出要进入丰都市场做生意时，杨广又诏令将街道装修一新，店铺的房檐要整齐划一，街边要多设帷帐，店内要摆满珍奇货物，街上的市民要衣着华丽，连卖菜的小贩屁股下也铺着龙须草编成的席垫。他还作出一个英明决定：外宾从酒店饭馆门前经过，店老板须邀入就坐，免费吃喝一通，并骗他们说：“中国富足，喝酒吃饭概不收钱。”外宾无不为之惊叹。不过有位聪明的老外见街上的树木以丝帛缠绕，觉得其中有假，便故意置疑曰：“我看中国也有衣不蔽体的穷人，何不把这些丝帛送给他们，用来缠树何用？”这一问，令市民惭愧得无言以对。

    嗟夫，那些庸官俗吏为了向上爬而搞浮夸，只是为害一方，而皇帝一旦浮夸起来，却往往使一国的百姓遭殃。杨广先生靠浮夸而制造出来的虚假繁荣，只能唬人于一时，在他创造“吃饭不要钱”的奇迹之后仅3年，国家便民不聊生，骚乱迭起，不数年，便江山易主，而他阁下也不幸落了个身死人手的下场。

　　西汉刘向所著《新序》一书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载：“卫灵公以天寒凿池，宛春谏曰：‘天寒起役，恐伤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灶，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补，履决不苴。君则不寒，民诚寒矣。’”译成白话即是：卫灵公在天寒地冻时要开挖人工湖，宛春劝阻道：“冷天动工，恐怕百姓受不了。”灵公感到诧异，问道：“天冷吗？寡人怎没觉得冷？”宛春说：“伟大领袖贵体裹着狐皮大衣，尊臀下垫着熊皮褥子，墙角又有进口空调，当然不冷。但现在百姓衣服破了没布补，鞋底裂了没草垫，领袖虽然不冷，百姓可真的感到冷啊！”不过宛春先生还算幸运，卫灵公听从他的劝阻，取消了挖湖的计划（“公曰：‘善’。令罢役”）。若换了闻谏则怒的专制魔王，不但要大吼“呀呀呸”，喝令刀斧手砍下宛春先生的尊头，那供领袖率众妃嫔泛舟寻乐的人工湖，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小民是挖定啦！

　　中国历史上，像卫灵公这样的人物当然不是绝无仅有，晋朝惠帝司马衷先生，就创作了“食肉糜”的著名典故：“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晋书·惠帝纪》）。肉糜者，肉粥也。在整日花天酒地，一餐不弄百儿八十个菜就吃不下饭的晋惠帝眼里，肉粥大概是最低档的食物，因此他听了大臣的灾情报告后才感到奇怪：“哎呀呀，这些百姓真是愚蠢，既然无山珍海味可吃，就吃肉粥算啦，与其眼睁睁地饿死，何不吃肉粥呢？”至于草民们在灾荒之年“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甚至“析骨爨尸，易子而食”的惨状，他阁下是无法想象的。

　　卫灵公与晋惠帝均位尊九五，他们深居宫禁，远离人民，所听无非朝臣、太监、妃嫔之言，即使他们愿意了解民情，也十分困难，何况他们本来就未将“民情”二字放在心上，闹出上述故事，也不足为怪。有些大人物倒是有心标榜自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而作关怀百姓状，但是由于他们或因受下级蒙蔽，或以己之奢糜来测度百姓的生活水平，结果竟闹出一些高级笑话来。

　　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孔氏家族，当时以豪富著称于世。据孔祥熙说，他之所以拥有巨额财富，除了本来就有钱与做官积聚了一点之外，其余乃是平时省吃俭用的结果。他的所谓“省吃俭用”，即是由当家人宋蔼龄女士，把宋公馆的一切费用开支变尽手法列入公费报销的范围，由中央银行付帐。抗日战争时期，物价上涨的倍数，几乎要以天文数字来计算，孔祥熙为了显示他这位经济学博士对物价的关心，便经常装模作样地问问公馆的费用开支和伙食价格情况，并且要算一算小菜帐。手下人为了应付他，每天便照他主观想象的物价报帐，因此抗战八年，孔博士始终以每日3元钱支付全家的伙食费，不够的则由中央银行报销。1940年，孔祥熙在一次视察金融界时训话曰：“大家都说现在的物价高，公务员薪水低，入不敷出，我看不见得。抗战这几年，物价涨得并不多，我家里伙食费每天3块钱，十几口人吃饭，小菜很好。你们收入也不少，怎么老是有人叫苦，说不够用呢？”一番话，把台下的听众惊得目瞪口呆。

　　呜呼，富贵者视民情，犹如从天堂看下界，即使借助高倍望远镜，恐怕要想透过层层浮夸、欺罔的雾瘴而了解到几分真实的民情亦难。至于那些心窍为权钱二字所迷，良知为浮华奢侈所溺，高高在上、昏愦麻木、视百姓如蝼蚁的人，恐怕只会像晋惠帝那样，创作“食肉糜”之类的典故而贻万民笑了。

      东晋十六国的国君中多残暴之徒，前秦厉王苻生便是其中之一。该家伙自幼瞎了一只眼，性极悍野，他的祖父苻洪曾对他爹苻健说：“此儿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长大必破人家。”（《晋书·载记第十二》）。该家伙坐上龙椅之后，其凶残暴戾的本性更加暴露无遗。他上朝时常常带着弓箭佩刀，御座左右摆着锤锯钳凿等杀人工具，朝臣稍有不慎，便惨遭杀戮。他干皇帝不久，上至公卿、后妃，下至仆隶百姓，就杀了500多人。该家伙杀人并非砍头了事，而是用种种手段将其残害至死，有的被截胫，有的被抽肋，有的被锯颈，有的被刳胎，有的被剥皮。他在位期间，被他斩断双腿、砍断肩骨、剖开肚子、锯断脖颈的就有1000多人。一些功臣勋戚，都被他用这些方法残害而死。而这些人之所以被杀，并非犯了什么罪过，说起他们被杀的原因，就更加彰显这个屠夫皇帝的残暴与荒唐。

      苻生即位不久，大臣胡文、王鱼上奏：“近日星象有变，恐不出三年，国家将有大丧，愿陛下修德以禳灾。”这个暴君虽然掌握着臣民的生杀大权，但却畏惧老天爷，两位大臣的话令他恐惧。他在宫中猛灌了一顿酒后，终于想起了一个禳灾的办法。他想，皇后与自己共临天下，地位甚高，若是她死了，不也是应了将有大丧的天象吗？于是他当即趁着酒劲，提刀赶往中宫，将笑脸相迎的皇后砍死。杀了皇后，还怕不能消灾，他又下诏将太傅毛贵、车骑将军梁楞、左仆射梁安三位受先帝之命辅政的大臣杀死。

      没过多久，又逢日蚀，古人认为日蚀便是太阳突然堕落，奸臣董荣进言说：“日者，天子之象征也，天子乃一国之王，日堕则是王堕，司空王堕之名与陛下相克呀！”苻生听了，当即下令将王堕斩首，以消日蚀之灾。一天夜里，他梦见一条大鱼在吃蒲草，醒来觉得是不祥之兆。当时长安城内流传一首民谣：“东河有鱼化为龙，男便为王女为公，问在何所洛门东。”当时他的老哥苻坚声望甚隆，且又是东海王兼龙骧将军，府第正在洛门东，这首歌谣暗寓苻坚有朝一日要取代暴君，登上大位。他不解歌谣之意，反以为广宁公鱼遵之名恰好与“尊”字同音，姓鱼，且“尊”，也就是鱼将化龙，要做皇帝，且应了他的大鱼食蒲之梦，于是他便下令把鱼遵斩首，将他的子孙斩尽杀绝，好让鱼没有成龙的机会。可怜两位大臣，竟因暴君把他们的名字与自然现象和自己的怪梦奇想硬扯到一起而遭杀身之祸。

      唐朝开国功臣张亮，只听人传言自己的家乡是形胜之地，不出数年有王者起，又听说有人发现了“有弓长之君当别都”的图谶，暗地里和术士谈论此事，就被人告发谋反。李世民立即派人审讯张亮，结果证据不足，难以定案，李世民就来了个主观推断，对侍臣曰：“亮有义兒五百，畜养此辈，将何为也？正欲反耳。”（《旧唐书·张亮传》）尽管张亮向李世民陈述当初辅佐其夺得皇位的功绩，苦苦哀求皇帝阁下宽大处理，但李世民还是下令将他斩首示众，并抄没他的家产。张亮收养了500个义子，便成了谋反的证据。

      又有一个叫李君羡的倒霉蛋，竟因乳名掉了脑袋。此人与张亮一样，也算是李唐王朝的开国功臣，被李世民授武侯中郎将、封为武连县公。贞观初年，太白星多次白天出现（白天能看到星星，岂不是鬼话？），太史占卜后，说这一天象预示：“女主昌”，同时又有民谣流传：“当有女武王者。”李世民对此十分厌恶。一次，李世民为武将们举办宴会，在席上作酒令，要各人说出自己的小名。李君羡当即向皇帝报告，自己的小名叫“五娘子”。李世民听了，十分惊讶，“五”与“武”谐音，而且又是“娘子”，加上李君羡的封地地名和其所辖的县名都有“武”字，令李世民更加憎恶，但一时找不到除掉李君羡的借口。不久一位御史为了迎合皇帝的旨意，向李世民报告，说李君羡与妖人相勾结，想搞政变，李世民觉得正好可以作为借口，除去这个灾星，于是连审都不审，便下令将他杀掉。

      总而言之，皇帝老爷对于那些有谋反嫌疑的人，大多抱着一个宗旨，那就是以人民为假想敌，为了皇位与大家产的安全，“宁愿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人。”而历代皇帝如此杀来杀去，究竟有多少人做了冤死鬼，即使用最高级的计算机也无法统计。

      自秦以后，帝王以活人殉葬，其目的已经单一化，即以生前心爱的妃嫔或仅以女性殉葬，以供他们在地下淫乐。

      两汉的皇帝，史籍似无杀生殉死的记录。但权臣及在封国的皇子，却有杀人殉葬之事。武帝刘彻死后，他的小儿子、年仅8岁的刘弗陵继承帝位，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等大臣辅政。霍光将刘彻后宫的万余美女皆迁至茂陵陵园居住，等于软禁。刘弗陵死后，霍光又将他的妃嫔赶进刘弗陵平陵陵园居住。这些美女，虽然性命得以苟全，但奴役、囚犯般的生活，也让她们痛苦一生。霍光死后，皇帝除了赐给其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还赐给枞木外藏椁15具。汉代学者服虔解释说，这些外藏椁便是用来收敛那些殉葬的婢妾的。《汉书·赵敬肃王传》记载，景帝刘启的孙子、赵膠王刘元，生性残暴，曾用刀残杀奴婢，死前又留下遗令：懂音乐能歌舞的奴婢皆从死，被逼迫自杀者16人。霍光与刘元的残忍行径，可谓先秦杀生殉死之风的余绪。

      唐、宋两朝，也发生过皇帝杀生殉死的零星事件。

      唐武宗李炎，在位时极力排佛而信奉道教，并相信方士的鬼话乱服丹药，幻想长生不老。李炎服了乱七八糟的丹药后，精神亢奋，性欲旺盛，难以自制，便日夜纵淫。如此胡折腾，时间一长，变得容颜憔悴，体弱身虚，终于病倒。李炎当时专宠一位王才人，他病重卧床时，王才人常在一旁侍奉。一日，李炎两眼直勾勾地瞪着王才人，好久才说出一句话：“我已气息奄奄，精力耗尽，看来要和你长别了。”王才人闻言心伤，忍住泪说：“陛下大福正旺，怎出此不祥之语？”李炎有气无力地说：“我若真的死了，你该怎么办？”王才人说：“愿从陛下于九泉。”李炎就等着她这句话，随即惨然一笑，将枕旁的一条丝巾递给她，不再说话。李炎死前连由谁继承大统的事都未提及，唯想着死后要王才人陪伴。李炎咽气后，王才人将自己的衣服、积蓄散给左右宫女，在李炎榻前哭拜一番，用李炎给她的那条丝巾自缢于榻下。

      南宋高宗赵构在位期间，美人冯氏、才人韩氏、吴氏、李氏、王氏俱受宠幸。其中才人李氏与王氏，最为艳丽，且很懂风情，善解人意。后来，赵构禅位于侄子赵眘（孝宗），当了太上皇，对这两个美女的宠爱一直不衰，闹得大老婆宪圣皇后一肚子醋意。赵构死后，宪圣皇后见到这两个情敌，感愤之辞仍溢于言表。赵眘在继位前已被赵构立为皇子，宪圣皇后当然也就是他的老娘。他看出母后的心思，为了表示孝宗之孝，便“追告命，许自便”，所谓“自便”，不过是隐讳的说法，也即逼李、王二人自杀，以殉高宗赵构。不过《宋史》的作者脱脱，在记录此事时特别注明“盖非常制”，也即令活人殉葬，不是宋朝的正常制度。

      唐、宋这两个皇帝以活人殉葬的事例，均带有感情色彩，并未形成风气或成为皇帝丧葬的制度。可见自汉以降，杀生殉死的残忍制度已基本被帝王废弃。然而到了明朝，以残暴嗜杀著称于史的流氓皇帝朱元璋，又明目张胆地以活人殉葬，并形成制度，为以后几代皇帝所传承。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于作伪愚民的皇帝之一。他以几句动听的言辞与穿几次洗过的衣服、吃几顿清淡的饭菜而赢得节俭的美名，在我家乡，至今仍有不少人对其热情歌颂。但他随意兴建、罢建规模极其庞大的都城、为祖上4代大造陵寝，每一座陵寝都派数千人的军队长年驻守，耗费国财民力无算，并且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些耗费与他的所谓“节俭”相比，无异于一座金山之费与一颗黄豆大的金沙之省。老朱直到临死仍不忘作伪，在遗诏中要求死后“丧祭仪物毋用金玉”，以表示自己崇尚节俭，主张薄葬。哪知他死后，被勒杀的妃嫔竟多达38人。这38条鲜活美丽的生命，又岂是成堆的金玉所能换得！《明史·后妃列传》记载：“初，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若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自锦衣卫所试百户、散骑带刀舍人进千、百户，带俸世袭，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张凤、李衡等人，都是因女儿为朱元璋殉葬而被提拔为千户、百户的，他们所享受的俸禄得以世袭，这一笔俸禄的开支，数目也十分庞大。但这一切，都被老朱一句“丧祭仪物毋用金玉”掩而盖之。

      以妃嫔殉葬，是嗣皇帝所为，还是老朱在遗诏中已有明令，虽然史无详载，但从他的四儿子、成祖朱棣的遗诏中可以找到究竟是谁作此大恶的证据。朱棣死后也留下遗言曰：“丧服礼仪一遵高皇帝（朱元璋）遗制。”因这一句话，“长陵十六妃俱从葬”（《明会要》），供他活着时寻欢作乐的美丽妃嫔便结束了年轻美丽的生命。朝鲜《李朝实录》中说，朱棣死后，“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这个数字，更接近“高皇帝遗制”。

      继朱棣之后的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都以老祖宗为榜样，死后杀妃嫔以殉葬，只不过数量上少了一些。为朱高炽殉葬的妃嫔有4人，为朱瞻基殉葬的妃嫔有10人。代宗朱祁钰被英宗朱祁镇赶下台后，降为郕王，死后仍沿袭旧制，以数名妃嫔殉葬。朱瞻基的大儿子朱祁镇继位后，对为老爹殉葬的诸妃嫔皆作了追封，赠其谥号，并在册文中说：“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明史·后妃列传》）意思是，这些皇妃不惜牺牲自身而蹈赴大义，跟随先帝升天，应当授予光荣称号，以表彰她们的贞节。

      明朝一个个皇帝老爷死后有妃嫔殉葬，他们的儿孙也生怕死后寂寞，无处纵淫，一些被封王的皇子皇孙，也效仿父皇、爷皇，以妃妾殉葬。仅《明史》就有如下记载：

      朱元璋的二儿子、秦愍王朱樉，早年就藩于西安，后被召回。死后正妃与次妃皆殉葬。（见《秦愍王传》）

      朱元璋的孙子、周定王朱有燉，死时无子，由他的弟弟朱有爝为他办理后事。英宗朱祁镇赐书给朱友爝说：“周王（朱有燉）在日，常奏身后务从俭约，以省民力。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这封御书，等于给政策，即夫人以上皆殉葬，其他人可以让其回家。于是朱有燉妃巩氏、夫人施氏、欧氏、陈氏、张氏、韩氏、李氏等7人皆殉死。朱祁镇特下诏谥妃“贞烈”，谥六夫人“贞顺”，以资表彰。（见《周定王传》）

      朱元璋的第11个儿子、蜀献王朱椿，因世子早亡而由长孙朱友堉继王位。朱友堉死后，其妃李氏、侍姬黄氏都上吊自杀以殉葬。朱友堉无子，由他的弟弟朱友（土/党）继王位，宣德九年去世。蜀献王朱椿的五儿子朱悦（劭下置火）继王位。朱悦（劭下置火）死后，其26岁的继妃徐氏绝食而死，为老公殉葬。英宗又赐徐氏谥号曰“静节”。（见《蜀献王传》）

      继蜀献王位的朱友堉，是朱元璋的重孙子，死时仍然要妃妾殉葬，可见老祖宗定下的残忍的杀人殉葬制度贻害之大。《明史·后妃传》说“历成祖，仁、宣二宗亦皆用殉。景帝以郕王薨，犹用其制，盖当时王府皆然。至英宗遗诏，始罢之。”可见诸王以妃妾殉葬，在当时是普遍现象。

      那些为皇帝或亲王殉葬的妃嫔，均在宫中缢死，再敛棺从葬，死时的情形十分悲惨。然而明清史官均为皇帝老爷讳，对这一悲惨的过程不予记载。

      成祖朱棣在位时，不但在国内大选美女，而且把渔色之手伸到当时向明朝称臣的高丽国（今朝鲜），故后宫中有不少高丽美女。朱棣翘辫子时，有一名朝鲜美女丽妃韩氏也在殉葬之列。丽妃的乳母金黑当时也在宫中，目睹了妃嫔殉葬的过程。金黑回高丽后，将丽妃和其他妃嫔自缢殉葬的悲惨过程告知官方，于是在高丽李氏王朝的《李朝实录》中便有了关于明王朝妃嫔为死皇帝殉葬的记载：

      “帝（朱棣）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小木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

      《李朝实录》还记载，这些妃嫔是大行皇帝出殡的前一天晚上，由将要即位的太子朱高炽出面，引领她们赴最后的晚餐。丽妃韩氏曾向朱高炽哭着哀求，让他回国侍奉老母，被朱高炽拒绝。丽妃在登上小木床投缳自缢时，泪流满面地对乳母金黑哭道：“娘，吾去！娘，吾去！”太监不等她多说，便蹬翻她脚下的小木床，韩氏片刻气绝。

      朱元璋定下的妃嫔殉葬制度，不知害死多少年轻美丽的女人，直到英宗朱祁镇死时才被废除。

      朱祁镇在位期间，重用宦官，以至遭遇“土木之变”而被瓦刺部落俘虏。他被瓦刺酋长也先送回后，又发动“南宫复辟”，将他的老弟、代宗朱祁钰赶下龙椅，将其废为郕王，又杀害保卫京师的功臣于谦，后又学老祖宗朱元璋大搞特务政治，以锦衣卫监视各地官吏，许多未行贿者遭到锦衣卫的迫害，总之一生乏善可陈。然而，他废除杀生殉死制度，却令后世称赞。朱祁镇9岁第一次登极，也许是为他爹朱瞻基殉葬的妃嫔惨死的场景给他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也许是他前后在位23年，由他追封、表彰的殉葬的妃嫔太多，当他自知死期不远时，将太子朱见深召至榻前，嘱咐道：“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无复为。”（《否泰录》）他对儿子不放心，临死时又召太监牛玉，口授遗嘱4项，其中第二项便是：“命勿以嫔妃殉。”（《彭文宪公笔记》）这一遗嘱，成为明代自朱祁镇以下各朝皇帝丧葬的定制，老祖宗害了几代妃嫔的杀生殉死的野蛮暴行，至此以后不再发生。

      明朝头几任皇帝为何恢复汉、唐、宋三朝废止了一千多年的杀生殉死的制度？有学者称，是受元朝皇帝的影响，桑榆认为此说未必恰当。

      元朝皇帝的丧葬，汉族官僚不得参与，只准许号哭于大都北郊，送灵柩北去草原。由于不能亲临埋葬现场，无法知其详情，故中国史籍，包括《元史》，均无元朝皇帝杀人殉葬的记载。只有13世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所著《世界征服者史》称，成吉思汗死后，以40名美女殉葬。另有19世纪瑞典史学家多桑所著《多桑蒙古史》记载，元宪宗蒙哥之弟、伊儿汗国可汗旭烈兀死后，“依蒙古旧例，掷黄金宝石于墓中，以幼年美女盛饰殉葬。”这两本书，于20世纪才被人译成中文。生于14世纪的朱元璋是看不到的。当然，老朱也许可以听到关于元朝皇帝以美女殉葬的种种传说。

      其实，朱元璋知不知道元朝皇帝杀生殉葬，无关紧要，汉、唐、宋三朝的皇帝为何不受战国与秦朝的影响？老朱为何不受汉、唐、宋皇帝的影响，而偏要效仿被他推翻的元朝的皇帝？一言以蔽之，此乃残暴本性使然！君主专制时代，某些制度因皇帝本性的善恶而兴废，丧葬制度亦然。

      清国在未入主中原之前，就有杀生殉死的习俗。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都曾以妃嫔殉葬。《池北偶谈》中说“八旗旧俗，多以仆、妾殉葬”，说明不但皇帝杀生殉死，王公贵族也是如此。

      天命十年（1625年）十一月，努尔哈赤率兵攻打明朝关外重镇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境内），身负重伤，被迫撤兵，翌年八月死于叆鸡堡。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即位。皇太极之母孝慈皇后，29岁病故。老娘的早死，使皇太极心怀怨愤，他一直以为是他爹宠爱大妃纳喇氏，致使老娘愁恨而殁。他一朝大权在握，便进行报复，强逼他的庶母、时年37岁的纳剌氏殉葬。与纳喇氏一同殉葬的还有两个庶妃。纳喇氏生有三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后来成为摄政王、为灭明立下大功的多尔衮，当时只有15 岁，只有眼睁睁看着母亲被人活活勒死。

      继努尔哈赤之后，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死后均令妃嫔殉葬。直到圣祖玄烨在位时，在御史朱小晋的力谏下，皇帝死后以妃嫔殉葬的旧制才得以废止。

      然而，200年后再次有人继承杀生殉死的遗风，中国最后一位称帝者——洪宪皇帝袁世凯，将死之际，竟手刃爱妾，使其殉葬。幸亏老袁只当了83天皇帝，“中华帝国”便告夭折，否则杀生殉死之制又要卷土重来，继续害人。

      杀人殉葬，是帝王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私欲极度膨胀的结果。帝王相信人死后有灵魂，故不但大造陵寝、随葬大量的金银财宝以供死后享受挥霍，而且令活人从死，到地下继续供其驱使、纵淫。而对于生前所爱，以消灭其生命的方式，以保证其不被他人占有，也是帝王杀生殉葬的动机之一。有的妃嫔自愿殉葬，则是帝王不断对殉葬者大力表彰、赏赐，并极力宣扬节烈观的结果。

      纵观几千年历史，帝王杀人殉葬，就象他们要做的其他事那样，可以随心所欲，无人可以阻止，而要想废止这一残酷无情的习俗或曰制度，只能等帝王良心发现。明朝前后有5 个皇帝以妃嫔殉葬，无人敢于谏阻，直到英宗朱祁镇自动留下遗诏，才得以废止，便是一例。康熙帝玄烨在朝臣的劝谏下，不再杀人殉葬，那只是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如果遇上昏暴之君，只要他想杀人殉葬，不但无人能够谏止，而且进谏的人很可能脑袋搬家。帝王以活人殉葬，虽然只是诸多罪恶之一种，但仅此一种罪恶，也足见他们是如何的贪婪自私，残酷无情。

      以活人殉葬，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盛行。考古工作者从已经发掘的古墓中发现，殷墟侯家庄商王大墓中有164具殉葬者的骸骨，商王妃妇好墓有16人殉葬，曾侯乙墓有21具殉葬者的尸骸，全部为年青女子。可见当时以活人殉葬，已成为制度。

      战国时期，史籍关于人殉的记载很多。那时的君王老爷死后，殉葬者不但有美女，还有幸臣仆从，准备到了地下，仍旧做君王。《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死后，葬于雍阳，以66人殉葬。既然有人开了头，后来的君王便跟着效仿。秦缪公翘辫子时，殉葬者达177人，其中有三位良臣跟着殉葬。秦缪公死前就想让群臣和他一道同赴黄泉，一次与群臣饮酒，趁大家喝得晕头糊脑时说：“咱们君臣，生时同乐，死后也要同哀呀。”奄息、仲行、针虎三个大臣不知是死心塌地地忠于缪公他老人家，还是因酒精作怪，乱说大话，竟当场表态，愿随他共死。这一表态不打紧，穆公死后，他们也就跟随他进了陵墓。

      《西京杂记·卷六》记载，盗墓者掘开晋幽公的陵墓，见其内有百余具殉葬者，横相枕藉，尸体未腐，除一男子之外，全部是女子，这些殉葬者或坐或卧，甚至还有站立者，衣服肤色不异活人。《史记·晋世家》记载：“幽公淫妇人，夜窃出邑中，盗杀幽公。”也即晋幽公是在出宫与女人鬼混而被盗贼宰掉的。幽公属于非正常死亡，但他的陵墓中仍有这么多殉葬者，其他正常死亡的国君，陵墓中的殉葬者数量更多。

      吴王阖闾引透百姓为其女儿殉葬的手段，更加残酷血腥，令人发指。《吴越春秋》记载，阖闾的女儿因对老爹有怨气而自杀，阖闾非常悲痛，在阊门外为女儿大造坟墓，“凿地为池，积土为山”，又制作雕刻精美的石椁，并用金鼎、银樽、珠玉待珍宝作为随葬品。到了为女儿送葬那一天，阖闾令人一路舞着白鹤，吸引成千上万的市民跟随观看，到了墓地，阖闾“使男女与鹤俱入门，因塞之”，也就是下令将跟随观看的男女全部赶进地宫，然后塞上墓门。这些观鹤的百姓就这样被埋进坟墓，成了阖闾之女的殉葬者。而阖闾这一干法，比后来的始皇帝嬴政还要残暴。

      齐桓公姜小白陵寝之豪华、随葬品之多，前文已作介绍。他的陵寝被人掘开之后，发现里面有殉葬者的骸骨，横七竖八地躺在地宫里。姜小白死于宫廷政变，被竖刁、易牙、开方三个奸贼禁闭在寝殿里活活饿死，死后数十天，直到腐尸上的蛆爬出室外，才被人发现。死得如此悲惨，仍要杀人殉葬，可见当时以活人殉葬，是不必不可少的丧葬礼制之一。

      君王老爷以活人殉葬，王公贵族富豪，乃至太后之类的女强人均争相效仿，于是以活人殉葬之风盛行一时。不过当时也不少人反对这一残酷的作法，史籍多有记载。

      《战国策·秦策》记载，秦国的宣太后与大臣魏丑夫勾搭，并且爱得七死八活。宣太后病重时下令：“我死后，一定要以魏先生殉葬。”魏丑夫得知后，吓得要死。他的朋友庸芮自告奋勇，去劝太后收回成命。庸芮说：“太后，你老人家认为人死后还会有知觉吗？”太后答曰：“当然没有知觉。”庸芮见她入了套，便说：“像太后您这样英明无比的人，明明知道死人是无知觉的，为啥还要让生前所喜爱的人白白送死，把他和没有知觉的死人一起埋葬呢？先王活着时就对你很是不满，如果死人有知觉，那么你带了个男人到地下，先王岂不更加恨你，到那时，你可是悔罪都来不及呀！哪还有什么闲心和魏先生谈情说爱呢？”宣太后听他这么，只好割爱。魏丑夫这才逃得一死。

      《礼记·檀弓》记载：陈子车死在卫国，他老婆和管家谋划以活人殉葬，两人商量好后，陈子亢来了，他们便对陈子亢说：“子车先生是生病而死的，病人到地下无人伺侯，我们打算以人殉葬。”陈子亢说：“用人殉葬，不符合礼制。他虽然有病需要人伺侯，但应当伺侯他的，有谁能比他的妻子和管家更恰当呢？不用人殉葬就算了，如果一定要用人殉葬，我想用你们二位作为殉葬者最合适。陈子车的妻子和管家大惊失色，再也不提以人殉葬的事。另有个叫陈乾昔的，他病重时把兄弟和儿子召集到床前，吩咐他的儿子陈尊己：“如果我死了，一定要把我的棺材做大，让我的两个丫环夹着我。”他的儿子说：“用人殉葬不合礼制，更何况没听说有谁把殉葬者与死者装在同一口棺材的！”在陈尊己的坚持下，终于未将两个丫环埋进坟墓。

      墨翟先生在《墨子·节葬下》中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舆马女乐皆具。……此为辍民之事，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也。”意思是，君王杀人殉葬，多则几百，少则数十；将军和大人杀人殉葬，多则几十，少则几个。并且是车马、歌伎、舞女俱备。这种残酷的做法，害得人民无法做事，浪费民财更是无法计算。就连主张厚葬的荀况先生，也极力反对杀人殉葬，他在《荀子·礼论篇》中说：“刻死而附生谓之墨，刻生而附死谓之惑，杀生而送死谓之贼！”意思是，削减死人的随葬品而增加活人的花费叫做“墨子之道”，减少活人的花费而增加死人的随葬品叫做糊涂，而杀死活人为死人陪葬叫做凶残！

      但是，思想家不是国王，他们的批判并未能改变当时杀生殉死的残酷习俗。秦始皇大造陵寝，堪称空前绝后，而他的混蛋儿子嬴胡亥，则把以活人殉葬的“皇家礼制”推向顶峰。

      嬴政死翘翘之后，嬴胡亥率百官与后宫妃嫔、夫人，护送死皇帝灵车，浩浩荡荡前往骊山。到了陵地，一干人等将棺椁送入地宫，嬴胡亥突然下令：“先帝后宫人等，未生子者，出焉不宜，应该殉葬！”前文说到，嬴政遍掠六国美女，后宫佳丽达万余人，而妃嫔、夫人等大小老婆，绝大部分未曾生子，故此令一下，众女号啕大哭，声震四野。嬴胡亥毫不怜悯，令有子的妃嫔走出墓圹，余皆留在圹内。性情刚烈些的，当即撞墙而死，性情懦弱些的，吓得昏倒在地。正在众佳丽魂飞魄散之际，墓圹的石门已被工匠关闭，并用土封死。无数的美女，就这样到地下继续陪伴死皇帝去了。

      嬴胡亥这个一刀切的殉葬政策，也堪称空前绝后。自汉代以后，绝大多数皇帝不再杀生殉死，常有皇帝死前留下遗诏，令放无子的妃嫔宫女出宫。虽然偶有帝王以活人殉葬，但均不及该家伙残暴刻毒。直到明朝，人殉才死灰复燃，甚至成为制度。

      帝王们往陵墓中大塞金银珠宝等随葬品，目的是为了自己死后仍能享受奢侈的生活，但他们却想不到，正是这些金银珠宝使他们死后不得安宁，有的帝王的尸骸竟被盗墓者扯斫得七零八落，甚至暴骨于荒野，景象十分凄惨。

      始皇陵被项羽发掘，并取走地宫中所有随葬品，见于郦道元的《水经注》。但考古工作者近年通过科技手段测探，地宫仍然完好，否定始皇陵曾经被盗掘。孰是孰非，尚有待今后发掘来证实。两汉皇帝陵寝，皆被盗掘，有的陵寝多次被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汉帝陵地宫内的随葬品大多已被盗取一空。盗墓者为了取走紧裹在皇帝尸骸上的金缕玉衣，放火焚尸，使得那些曾经至尊至贵的死皇帝的骸骨化为灰烬。武帝刘彻茂陵遭到赤眉军的发掘，珍贵的随葬品大部分被盗走。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乱世枭雄董卓曾派吕布遍掘东汉帝陵与公卿陵墓，取其金银珠宝以充军饷。东晋诗人在《七哀诗》中，描写屡被盗掘的东汉诸帝陵：“……园寝化为墟，周围无遗堵。蒙笼荆棘生，蹊径蹬竟坚。狐兔窟其中，荒芜不复扫。颓垄并垦友，明颖营农圃……”可见当时东汉诸帝陵已荒芜不堪。

      唐朝灭亡后，后梁静军节度使温韬遍掘唐朝诸帝陵，成了盗陵专业户。诸帝陵中唯有乾陵构造坚固未能入内。

      北宋灭亡后，投降金国的刘豫，被金人立为齐帝，该家伙回到汴京后，从军士手中得到一只十分珍贵的水晶碗，他对军士严加盘问，得知是哲宗永泰陵的随葬品。这只水晶碗使这个贪婪的家伙受到启发，特地组织了一支盗掘帝陵的队伍，对外称“河南淘沙队”，遍掘河南巩县宋帝陵，将陵墓中的随葬金银珍宝全部掠光，一具具皇帝的尸骸被胡乱扔在荒野上。直到岳飞收复朱仙镇时，派人修护诸帝陵，这些骸骨才得以掩埋。北宋帝陵于金元时期屡遭毁坏，地面建筑除了残破的石雕外，已是一片废墟，与这些皇帝生前的辉煌与奢华形成强烈的对照。

      南宋诸帝，一直怀着收复北方失地，光复祖宗旧业的梦想，故均未大造陵寝，尸体只做浅埋，名曰“攒宫”。南宋灭亡后，诸帝陵也遭了殃。《辍耕录》与《癸辛杂识》记载，元朝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江南释教总摄、洋和尚杨琏真伽和演福寺和尚允泽，在元朝宰相桑哥的支持下，率众遍掘诸帝陵，搜取随葬财宝，并暴诸皇帝尸骨于荒野。这帮人发掘理宗赵昀墓时，打开棺椁，有一股白气冲出，死皇帝尸体未腐，状如安睡，珠宝环绕尸体，棺底垫着织锦与金丝网罩。盗贼们搜光棺中宝物，又倒悬起赵昀尸体，取出其口中的夜明珠，控出腹中防腐的水银，然后将尸体抛于野外。南宋诸帝与杨太后陵寝无一幸免。后来，杨琏真伽令人找到赵昀的头骨，将其截开当酒杯，又令手下收取诸帝尸骨，在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南宋故宫中造一座13丈的白塔压之，名曰“镇本”。

      清朝灭亡后，清东陵多次被人盗掘。1928年，乾隆帝裕陵与慈禧太后定东陵，遭到最为严重的破坏，陵内随葬品被洗劫一空。是年7月初，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赶走守陵人，切断交通，然后派兵分头发掘裕陵与定东陵。

      慈禧定东陵地宫首先被打开。保护地宫的墙壁有两道，一道是用铁筋浇铸，一道是汉白玉砌成，名为“金刚墙”。工兵用炸药炸开了第一道墙，再拆下几块金刚墙上的石头，便进入了地宫。这是一座用汉白玉砌筑的地下宫殿，名曰“金券”，金券正中是一座尺余高的汉白玉石台，名曰“宝床”，那拉氏的梓宫便摆在宝床上。士兵们用刀斧劈开金漆外椁，再小心翼翼地撬开红漆滇金内棺，满棺的宝物便暴露在这帮盗匪的眼前。一名参加盗陵的连长事后在《世载堂杂忆》一书中记述当时的情景： 

      “当时将棺盖揭开，见霞光满棺，兵士每人执一大电筒，光为之夺，众皆骇异。俯视棺中，西太后面貌如生，手指长白毛寸余……珠宝堆积棺中无算，大者由官长取去，小者由各兵士阴纳衣袋中。于是司令长官下令，卸去龙袍，将贴身珠宝搜索一空。” 

      那拉氏的牙齿被撬开，口中含的稀世明珠也被盗陵者劫走。据说这颗夜明珠分开时是透明无光的珍珠，合拢时是一颗圆珠，夜晚放出绿色寒光，百步之内可以清楚地照见人面。

      乾隆裕陵地宫中满是积水，深处有四五尺，有的盗陵士兵不小心滑落深水中淹死。地宫有4道石门，9个券堂，布局构成“主”字形，进深54米，总面积达300多平方米，相当于一座地下宫殿。弘历信佛，故地宫的门上刻着菩萨浮雕像，石壁上刻着四大天王和代表色、香、味、声、触五种人类欲望的“五欲供”，石壁上还刻着无数佛家经文咒语。看来生前享尽荣华富贵的弘历，幻想死后能去西天极乐世界潇洒走一回。地宫的每扇石门重达3吨，门上有万斤铜管扇，门后有顶门石。工兵设法打开了前三道门，但最后一道石门无论如何也打不开，于是工兵使出拿手戏，对这道门施行爆破。士兵们进入地宫才发现，其内积水很深，将巨大的棺椁浮起，离开宝床顶住了石门。地宫中有弘历与两个皇后、三个皇贵妃的棺椁。盗陵官兵将棺椁打开，又遍搜地宫，将随葬珍宝抢掠一空。

      裕陵与定东陵被盗后，清朝遗臣组织人急赴清东陵，重敛弘历、那拉氏等人尸骨。参加重敛的宝熙，在《于役东陵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目睹的惨状：慈禧太后遗体倒伏在残破的棺盖上，满头苍白的长发散而不乱，扎辫子的红头绳尚在。当重敛者小心地将尸身翻转过来时，发现遍体长满白毛，口角处有扯裂痕迹。另一位亲历者刘人瑞，记述了他在裕陵地宫目睹的情形，持灯进入地宫，见有白骨数节浮于泥水之中。重敛者找到4具头骨，尸骨破碎，不辨男女，其情状比西太后陵凄惨百倍。重敛者开始找到4具头骨，有一棺椁压在倒塌的石门下，人们从中找到一具头骨，体积较大，据此判断是弘历的颅骨。后又在地宫西北角的深水里发现一具漂浮的女尸，居然没有腐烂，大家推断这具女尸可能是孝仪皇后，即嘉庆帝顒琰的老娘。那些骸骨支离破碎，无法辨明死者的身份，遗臣们讨论了几天，最后也顾不得什么礼制，只得将其合葬一棺了事。1984年，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对裕陵和定东陵进行了整理，开棺结果验证了当年清朝遗臣们重敛弘历与那拉氏等人骸骨时的记载。

      中国历代王朝的帝王陵寝，不被盗掘者甚少，而越是朝代久远，帝陵被盗掘者越多。帝王老爷大造陵寝、把大量随葬品埋入陵墓的本意，是想死后仍然享受奢侈豪华的生活，却不料结果却适得其反。想这些帝王活着时专制独裁，残暴好杀，臣民稍有冒犯，非关即杀，并动辄发掘死者坟墓，开棺戮尸，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死后也要遭此酷刑。按照迷信的说法，此为报应；按照事实的说法，正是帝王祸害人民，建造规模庞大的陵寝并将大量珍宝奇物带入陵墓所导致的结果。小民百姓一抔黄土，数尺木棺，反而可以入土为安，不至被人乱盗乱掘。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三国志·文帝纪》作家皇帝曹丕这句话，可谓点明了古代帝王遭此下场的原因，一句话，都是财宝惹的祸。

      帝王为自己大造陵寝，是为了死后仍像活着一样居住宽敞豪华的宫殿，而既然住在宫殿里，当然要有生活所需的器用物品，以及与宫殿相称的种种陈设，并且要有供自己在“阴间”赏玩与挥霍的奇珍异宝、金银财货。按照这样的思路，帝王死后的随葬品也就多多益善，甚至多到棺椁或是地宫里实在塞不下为止。

      早在商周时代，君王老爷死后就把大量的随葬品埋入墓室。已经发掘的安阳殷墟商王武丁的王妃妇好墓中，随葬的青铜礼器有210件之多，名种雕刻精美的玉器达750余件。随县擂鼓墩曾侯乙，生前可能是个音乐迷，墓中随葬的编钟，竟有65套之多，而全部青铜随葬品达10吨左右，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珍贵物品。王妃与诸侯墓中的随葬品如此之多，君王老爷的陵墓中随葬品当然多得无法数计。

      战国时期，厚葬风气大盛，诸侯国的国君们，活着要与群雄争霸，死了也要与别的国君竞比豪奢。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姜小白，墓中有“水银池，金蚕数十箔，珠襦玉匣，缯彩不可胜数”（ 陆翙《邺中记》）。齐景公的墓中也随葬了大量的珍玩奇宝，价值连城。已发掘的平山战国中山王墓与随葬于附近的一王室成员的墓，有随葬物品19000件，其中多为珍奇之物。这位中山王想象到了“阴间”，除了享受奢侈的生活还要到处巡游，故随葬品中还有马12匹、车4辆、船5条。

      君王死后大埋特埋随葬品，竞相奢靡，引起思想家的严厉批判，墨翟先生在《墨子·节葬下》说：“诸侯死者，虚车（库）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梴（筵）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意思是，那些诸侯死了，把国库里的财物挥霍一空，金玉珠玑多得把尸身都埋起来，又以锦帛丝带把尸体层层装裹，并将许多车马埋进墓圹，又将帷幄、鼎鼓、几案、酒壶、铜浴盆，以及征战用的戈剑等武器与旌旗、象牙、甲胄等乱七八糟的玩艺儿全部埋进墓中。吕不韦先生也在《吕氏春秋·节丧》中说：“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不过，这些批判并未被哪个皇帝当回事。

      战国时期的诸侯与后世的皇帝相比，陵墓中的随葬品就显得寒碜多了。

      始皇陵的庞大与豪华，堪称空前绝后，其陵墓中的随葬品究竟有多少，司马迁先生说地宫中“奇器珍怪徙满藏之”，记述虽然过于简约，但把秦宫中的奇器珍怪往陵墓搬运，直到把地宫藏满，也足以说明随葬品之多。而郦道元先生《水经注》记载，嬴政被埋葬后第4年，项羽率兵入咸阳，令30万军士发掘始皇陵，珍宝运了一个月都未能运完。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始皇陵中的随葬品数量如何之巨。

      西汉皇帝陵随葬品最多者要数武帝刘彻的茂陵。刘彻在位54年，茂陵修了53年，从地宫修成之后，就不断地把奇珍异宝藏入其中。到他咽气闭眼之时，地宫除勉强放下棺椁之外，已被珍宝占满，再也塞不进东西。刘彻不但拼命地往陵墓里藏金银珠宝，居然还把“珍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埋之”（《汉书·贡禹传》），似乎想死后在“阴间”再建一座上林苑，供他游猎。刘彻还将唐渠国王的贡品玉箱、王杖以及自己生前爱读的杂经30卷装入黄金做成的箱子，埋入墓中，以便他死后赏玩阅读。《晋书·索靖传》记载，刘彻茂陵后来被赤眉军发掘，把陵中珍宝取走不少，但不及半数，直到西晋末年，陵中还有很多朽帛堆积，珠玉也未被盗尽。

      唐太宗李世民昭陵不但规模庞大，气势恢宏，地宫中的随葬品也极丰富。《新五代史·温韬传》记载，唐朝灭亡后，后梁静胜军节度使温韬“悉发唐代诸陵，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往地宫中大塞金银财宝，不过是像其他皇帝一样，是为了供死后享受，但李世民是书法家，且好读书，也就不同于流俗，把大量艺术奇珍带进坟墓。而既然皇帝老爷这么干，那些王公大臣、皇亲国戚也争相效仿，他们的坟墓中无不埋进大量珍宝奇玩。乾陵因地宫构造坚固而成为唐代帝陵中唯一未被盗过的陵墓。其随葬品中究竟有多少金银珠宝，在唐代来说，属于国家机密，故史籍不见记载。但乾陵由武则天撰写的七节碑中，却为我们透露了一点信息：高宗李治临死时仍不忘他所喜爱的书籍、法贴和墨宝，留下遗嘱，要把它们全部随葬。这些珍贵的文化瑰宝，只能留待考古工作者今后发掘，才能得见天日。

      明神宗朱翊钧定陵，1955年由国家考古人员发掘，地宫内的随葬品极为丰富，有珍宝、首饰、金银玉器、瓷器、丝帛、服饰等，而以金丝编织的金冠和制作精美的凤冠价值尤高。已出土的随葬品有3000余件，大多价值连城。当然这些出土的珍宝器物，只是朱翊钧随葬品的一部分。

      但是，朱翊钧定陵中的随葬品与乾隆帝弘历和慈禧太后那拉氏相比，就差得远啦。弘历裕陵棺椁装饰豪华，地宫中的随葬品有各种奇珍异宝和价值连城的古玩数万件。慈禧太后的定东陵，随葬品数量之多、价值之巨，更加惊人。

      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李莲英，曾经参加过那拉氏的丧葬仪式，他事后口述，由侄子执笔，著有《爱月轩笔记》一书，其中记载，慈禧太后尸体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上三层金丝串珠锦褥和一层珍珠，共厚约一尺；头戴珍珠凤冠，冠上最大的一颗珍珠大若鸡卵，价值1千万两白银；头部上方为翡翠荷叶，脚下置粉红碧玺莲花，两边各放翡翠西瓜、甜瓜、白菜等，另有宝石雕刻成的桃、李、杏、枣等200多枚；尸体旁有金、玉、翡翠、宝石佛像27尊，另有玉石莲花、玉雕珊瑚树、玉石骏马8匹、玉石罗汉18尊分置两旁。诸物放置完毕，又倒入4升珍珠、2200块宝石填棺。据李莲英估算，那拉氏棺椁中的珍宝，价值达5000万两白银。

      中国历代帝王，不但要为自己大造陵寝，而且要为爹妈以及皇太后、皇后、妃嫔、皇子、公主等皇亲国戚，大造陵墓，其规模虽然不及皇帝，但耗资总数加起来，比埋葬一个皇帝的费用要大得多。

      后燕国昭文帝慕容熙，是个奢侈荒淫的家伙，皇后苻氏病死，他下令凡公卿以下与都城百姓，都要全家出动，为苻氏营造陵墓。苻氏墓号为“征平陵”，陵园周长数里，墓室下锢三泉，十分宽敞，四壁皆以巨石砌成，壁上刻着许多浮雕，绘上许多彩画，耗资不可胜计。慕容熙又为苻氏造特大丧车，以至过于高大，无法通过城门。慕容熙下令将城门拆毁，丧车才得以出城。哪知就在慕容熙出城安葬苻氏这一天，武将冯跋、张兴两人与夕阳公慕容云串通，在城内发动兵变，慕容熙在这次兵变中被杀。

      南朝宋国孝武帝刘骏，其奢侈淫乱、暴虐凶残，前文已有介绍。该家伙宠爱的小老婆殷贵妃死后，他征发数以万计的民夫军卒，为其在龙山建造寝墓，凿山岗通道数十里，工程浩大，督工驱逼甚急，民夫不堪重役，死亡甚众。陵墓造好后，刘骏又特地为其修建一座新安寺，供宠妃的灵魂就近礼佛。史书记载，殷贵妃的陵墓规模之大、葬礼之隆重，为江南之盛。

      北朝北魏国文明太后永固陵，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市西北50华里的镇川附近，在北魏帝后陵寝中规模最为庞大。文明太后是个有治国才能而又心肠狠毒的女人。她年轻时被高宗拓跋浚立为皇后，拓跋浚死后，冯氏曾先后以皇太后与太皇太后的身份，两度临朝听政共25年。其间曾设计诛杀阴谋夺权的权臣乙浑，对北魏的弊政进行一系列改革，使北魏逐渐强盛，一生政绩显著。冯氏老公早死，不甘寂寞，与朝臣私通，因男宠李奕被献文帝拓跋弘（拓跋浚长子，为李氏所生）所杀而深恨之，后竟将拓跋弘毒杀。冯氏生情猜忌，因好男宠而畏朝臣议论，群臣言谈稍有涉及，便遭诛杀，因受她猜忌而遭灭族者达十余家。左右一有小过，既遭鞭挞。

      永固陵的陵址位于为冯氏生前自己选定，费时4年建成。陵墓底方上圆，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仍高20余米，周长280余米。据《水经注》记载，永固陵的地面建筑有永固堂、佛堂、斋堂、石屏风、石人石兽、石阙等，殿堂高大，装饰豪华，雕刻精美。永固堂“采洛阳之八凤谷黑石为之，雕镂隐起，以金银间云雉，有若锦焉”，可见其不但规模庞大，而且金碧辉煌。地宫已经考古人员发掘，内分前后室，后室为寝宫，轩敞宏阔，石门与穹顶有莲花童子等精美浮雕。永固陵因其庞大豪华而三次被盗，地宫内的随葬品被洗劫一空。

      中国历史上另一位临朝听政长达47年的慈禧太后，其陵寝规模之庞大、装饰之奢华，又远远超过文明太后。

      咸丰帝奕詝有两个皇后，即慈安与慈禧。奕詝死后，其子载淳即位，尊两人为皇太后。按清制，两个皇太后只能建一座陵墓，并且只能在咸丰帝定陵附近选址。于是朝臣议定为两个皇太后建一座皇后陵，两人的棺椁并排安放。那拉氏看了奏折，大发脾气，说朝臣欺负她们姐妹，硬要打破清朝陵寝制度，为她和慈安各造一陵。太后一发怒，别说朝臣都成了立仗马，连她的儿子同治帝载淳也不敢不从。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明节，载淳前往咸丰帝定陵祭祀之后，便到附近的平顶山和菩陀山验看风水，改平顶山为“普祥峪”，改菩陀山为“菩陀峪”，为慈安、慈禧两太后的“万年吉地”。两陵于当年兴建，至光绪五年（1879年）峻工，费时6年，耗银500多万两。

      两陵的建制本来相同，但慈安太后去世后，那拉氏便开始对自己的陵寝大修特修，在规模、构造、装饰等方面，处处压倒慈安的陵寝。重修陵寝的工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动工，陵园建筑无一不修，大殿和东西配殿原拟揭瓦维修，那拉氏不许，改为拆除重建。三殿丹陛石，设计为“龙在下，凤在上”图案，以高浮雕加透技法雕成；隆恩殿周围的69块汉白玉板，均雕刻“凤引龙追”图案，74根柱头一反传统的一龙一凤陈式，改为“一凤压两龙”，暗示那拉氏两度垂帘听政。

      重修陵寝工程耗资巨大，其豪华的程度，超过了紫禁城内的宫殿，开工头5年，就由朝廷拨给白银150万两，以后的款项简直成为无底洞，仅三大殿所用叶子金，就达4592两。工程因八国联军入侵曾一度中断，那拉氏从西安返回北京后，曾到工地亲自检查工程质量，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竣工，费时13年，耗费国帑民力无算。

      中国的帝王，以老婆群异常庞大而著称于世，而帝王的每个大小老婆都要大造陵墓，而那些受帝王宠爱，或临朝听政，执掌大权的女人修起陵墓来，更是相互攀比竞争，要在规模、制度上超过别的女人，使得她们的陵墓更回庞大豪华。有史以来，究竟有几帝几王，已让史学家算坏多少笔、按坏多少计算器，而这些帝王究竟有多少老婆，建造了多少陵墓，恐怕没谁能算得清，但从上述诸例，可以推算，历代帝王老婆群造陵的耗费，加起来决不会比造帝王陵寝的耗费少。

      中国历代开国帝王，都要对他们的老爹大上尊号，仍然活着的，就尊其为太上皇，死了的，就尊其为某某皇帝，而他们的老妈，当然也就是皇太后、皇后。这些打下江山、坐上龙椅的家伙，为了向天下人表示自己其孝无比，总要为爹妈大造陵寝。有的皇帝不愈制度，为爹妈造陵还算有些节制，有的帝王则随心所欲，把爹妈的陵墓拼命搞大，不知耗费多少财力，累死多少役夫。而其目的，却是为了向人民显示他的孝道。

      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国秦王刘曜，为葬其老父与妻子羊氏，征发夫役6万，突击施工，运土为陵丘，其丘底部周长二里，“二陵皆下锢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山，增土为阜”（《晋书·刘曜传》），耗资以亿计。夫役昼夜劳作，怨呼之声不绝。为了造陵，发掘百姓坟冢以千百计，掘出的骸骨，胡乱扔在地面上，死者的亲人嚎哭之声盈野。朝臣游子远上书劝谏，刘曜毫不买账。后来刘曜打了胜仗，又派人将他的老爹与妻子的陵墓增高90尺。

      刘曜不过是个小国之君，就可以如此胡折腾，大国皇帝为爹妈造起陵来，就更是惊天地而泣鬼神。

      朱元璋称帝之后，为了向全国官民表现自己的孝道与天子的豪富，为朱氏家族高祖父母辈以下先人大造陵墓。首先建造的是他老爹朱五四老两口的墓。朱元璋称帝伊始，即追尊朱家先人，为老爹上尊号为“淳皇帝”，庙号“仁祖”，老母当然也就是“淳皇后”，故定墓号为“皇陵”。老朱称吴王时对爹妈的坟墓作过小规模修建，干上皇帝后又修过一次，但总觉得规模不够宏大，于洪武八年（1375年）征发大批工匠民夫进行第三次修建，至十二年竣工，费时5年。

      经过三次修建后的皇陵，外土城周长28里，砖城周长6里余，再往内是皇城，周长75丈5尺，陵丘高十余丈，势若冈阜。神道长253米，宽16米，有华表、石人、石兽32对，另有高7米余，上刻朱元璋御制碑文的皇陵碑，以及可以与武则天乾陵媲美的无字碑。地面建筑繁多，正殿、寝殿、神厨、斋宫、碑亭等等，一应俱全，基本沿袭宋朝帝陵制度。规模庞大，殿宇宏伟，装饰华美，为以前各朝一些帝陵所不及。同时又设皇陵卫，令5000余名军士长驻于此，负责巡守皇陵。昔日的的贫苦农民朱五四夫妇，做梦也未想到他的四儿子重八（朱元璋原名）能干上皇帝，并且让他们也跟着享受皇帝、皇后的哀荣，使得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为自己大修陵寝，还有数千名军士长期为他们护陵。

      朱元璋在追尊父母的同时，并为高祖父朱百六夫妇、曾祖父朱四九夫妇、祖父朱初一夫妇上皇帝、皇后尊号，并派人寻找他们的坟茔，准备为其修陵。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的族人、泗州退役军官朱贵发现了朱初一的坟茔，并制祖陵图献给朱元璋。于是朱元璋又下诏在泗州为祖父母修建陵寝，陵号“祖陵”。并令方士以招魂法，将死在江苏句容的高祖父、曾祖父的灵魂招至此陵同葬。祖陵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竣工，费时5年，其规模比皇陵略小，但其陵园布局与一应建筑，仍仿照帝陵制度，并设祖陵卫，命军士长驻巡守。泗州，这座位于淮河岸边的无名小城，一跃而成明王朝皇帝“万世圣子神孙之根本”。永乐六年（1408年），以武力夺取帝位的成祖朱棣，为了平息祖宗的“愤怒”，向臣民表现自己的孝道，又下令扩修祖陵，增修五花八门的建筑，使其制度与凤阳皇陵相同，扩修工程到永乐十一年完成，费时4年。扩修之后的祖陵，规模虽然仍不及皇陵庞大，但地面建筑之豪华已不亚皇陵。

      朱元璋不但为他的祖宗几代大造陵寝，而且为他的外祖父、岳父、伯父、堂兄弟、姐姐、侄女大修坟墓，这些人既然都是皇亲国戚，当然各在尊号，或曰王、妃，或曰公主、驸马。见于史书、方志的有十王四妃坟、扬王坟、徐王坟等，其坟墓的规模，也依照皇家亲王、公主陵墓制度，各造殿堂厅房数十间，筑神道、立石像生，四周筑起墙垣，规模不小，耗资甚巨。

      朱元璋不但耗费无穷的国财民力，带头为自己的先人大造陵寝，把自己装扮成孝子，而且下令功臣勋将到家乡大修祖坟，以尽教道。朱元璋规定，凡封侯者，赐钞二千锭，作为修祖坟、神道墓碑之用，并赐守坟人100户；凡封公者，除赐钞外，赐守坟人150户。这些功臣勋将为了荣宗耀祖，纷纷在家乡大修祖坟，耗费资财民力无算。

      朱元璋在历代帝王中以孝道闻名，他死后的一长串尊号中也有“大孝”二字，这位皇帝孝子，至今仍被一些人称道。但老朱的所谓“孝道”，是靠民脂民膏堆砌起来的，是靠无数民夫工匠的血汗与尸骨堆砌起来的。夏玉润先生在《朱元璋与凤阳》一书中，总结朱元璋为祖上四代与亲戚大造陵寝的动机时说：“这一庞大而又特殊的陵墓群，在中国帝王陵墓史、中国丧葬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切，从表面上看，是朱元璋的孝道，而实际上，它却是朱元璋从狭隘的农民思想出发，用特殊的手段，向曾施于朱家淫威的贫穷，给予报复的结果，从而满足这位天帝之子的政治需要和心理需要。”这段话，可谓彻底剥去了长期披在朱元璋身上的“孝道”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