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桑榆博客

写起了纪实文学

我们在西大三年的生活，可以用“艰苦”二字称之。

我班同学，虽然美其名曰“作家”，但当时大多为“低端人口”。有的人只是有一般工作，收入不高，稿费也有限。另有一些尚无工作无收入者，由于经济拮据，生活就更艰难，有的人甚至要为饭票发愁。

于是大家各自开动脑筋，或曰瞎有瞎路，瘸有瘸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都在想法子搞点钱，以使生活不至于太窘迫。

大家刚入学时，都老老实实地写稿子，我说老老实实地写稿，是指大家都按照事先的路子，写小说，写诗歌，写散文，等等。当时也确有一些编辑来学校，找作家班的同学约稿。但当年稿费微薄，一个短篇小说数十元，一篇散文或一首诗一二十元，最为常见。靠写这些东西的收入，只能买瓶劣酒，请三两同学在食堂聚饮一次，连餐馆都去不起。于是就有人开始捉摸着靠爬格子怎么才能挣大钱。

那是入西大读书的第二年，学校从暑假开始，放假三个月，也就是快到下学期终了时，再到校上课，这段长时间的离校美其名曰“创作假”，供同学们回家创作大部头、小制作。我回到家中，觉得很无聊。上班嘛，不想去；不上班嘛，又觉得不好向单位交待。于是过了一段时间便返回学校，看看能否找点事干。

我离校时铺盖什物都留在作家活动室。到校时开了门，仍有同学住在里面，便拿了铺盖，到作家班公寓去，看看有没有同学放假回家，空出床铺来，好入内免费居住。作家班公寓位于校医院后面的一幢楼上。我到了作家班公寓，天色已暗，走廊空荡荡的，一片漆黑。我把铺盖放在走廊里，坐在铺盖上，一面歇息，一面心怀侥幸，等待有同学开门，好探询有无空床。正闲坐间，走廊尽里头的一扇门吱呀打开，走廊因此门中外泄的灯光而有些光线。我看出那是同学穆涛，原来他仍在学校留守。我上前与他搭话，随后进入了他的房间。闲聊间得知，他目前正在写一部纪实著作，至于什么内容，现已记不清。听他说已有出版社向他约稿，只要写出来，双方就一手交稿，一手交钱。并说，现在纪实作品好销，只要跟出版社谈好了选题，就成功了一半，只等你把稿子写出来了。

我听他这么说，便动了心。我单位一老同事，内战时期是国民党军的排长，在沈阳与一位日本姑娘恋爱，后来因中国政府遣返日俘日侨，那位日本姑娘东躲西藏，最终还是被遣返回国，两人离散数十年，至今再也未曾谋面。我采访过这位老同事，曾根据他的经历写过一部中篇小说。我把这个故事简单说了，穆涛很感兴趣，说你要是能把这事整成一本书，或许能畅销一把。我说，把他一个人的故事整成一本书，恐怕太单薄了。他说，当年应该不止一个人有此遭遇，你要多采访几个人，并且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所交待，整成一本书不难。有句话，我至今犹记，他说，到时我可以帮你联系出版社或书商，你要是写上二十万字，千字一百元，随后用手指在桌上左右敲了两下，说：嗒，嗒，就是两万块。

在他的鼓动下，我第二天就到校图书馆去查阅资料。在公开借阅的书架上，有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书籍，在只对教师开放的借阅室里，有大量1949年前的旧报纸，记得有《大公报》《申报》，还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等。这个借阅室的女管理员叫解若冰，个子不高，胖敦敦的，为人和蔼，她看我虽是学生身份，却是作家班的学员，便为我提供了借阅、复印、抄写的方便。我简直如入宝山，这些旧报纸在1945-1946年间，刊载了很多关于国民党政府遣返日俘日侨的通讯报道。在其他借阅室里，我竟翻到一本关于日本投降前后的一部资料汇编，约三四十万字，其中有许多可供参考引用的内容。我通过查阅资料得知，当时滞留在中国境内的日俘日侨，约三百余万，把这批人遣返回国，是为中日战争划上一个句号，可谓是一个历史大事件。

我搜集到这些有用的资料，很兴奋。因作家班公寓无法入住，便在作家班活动室搭了一个铺，住了下来。并且很快拟好了书的整个框架结构，取好了书名，列出了章节标题。然后根据穆涛提供的书商电话，与其取得了联系。书商是位女士，她看了看书名和目录，表示很感兴趣，要我尽快把书写出来。为了赶时间，我从西安回到安徽凤阳家中，并去了一趟南京。那里有一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多为当年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资料。随后便昼夜赶写书稿。我那时还算年轻，思维敏捷，可以日书万字，一本二十万字的书很快完成。

当年尚未用电脑，全靠手写。一本二十万字的书稿，有一寸多厚。我便背着这部据说能挣到钱的书稿去了西安。我找到那位书商，她竟变了卦，说她出不了这本书。我只好找到另一名书商，将书稿的一部分拿给他看。当时有传说称，有的书商要剽窃你的书稿，往往把书稿复印了，声称此书没有销路，无法出版，而将书稿掷还。为防书商这一手，我一连两三天到书商的公司监督他看稿。他虽有些不快，但也无可奈何。但最终这位书商还是说他拿不准此书是否畅销，而未买下我的书稿。

我觉得这样一个一个地找书商或出版社，太耽误时间，便广泛撒网，用复写纸将书稿简介和目录复写多遍，寄将出去。不久，我便收到多家出版社的来信。有的比较冷静，说看看稿子再定；有的热情洋溢，说很感兴趣，要我赶紧把书稿寄去。有一家出版社唯恐落于人后，竟要我乘飞机送稿。我觉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比较严肃，不会剽窃作者书稿，而北京出版社与书商较多，一家不行，可另寻卖家，便去了北京。不料该出版社看了部分样稿后，竟出价千字三十元，给的稿费太低。我最终给了北京的一个书商，他给了千字五十元的稿费，全书稿酬一万元，首次印刷十万册。这虽然距穆涛所说的“嗒、嗒，两万块”有很大差距，但一万元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也不是个小数目，在我家乡可以买一套两居室住房，现在连个卫生间都买不到。第一本书获得成功，令同学羡慕，于是大家都铆足劲写起了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梦想靠爬格子成为万元户。

此书中根据国民党的文件，记述了浙江某地新四军利用投降日军攻打国民党税警团一事，后来被浙东新四军老干部发现，遂小题大做，在全国三十多家报刊发表批判文章，并上告到中宣部、中央军委，又告到曾在浙东领导过新四军的济南军区政委谭启龙处。并声称保留法律起诉程序。中宣部层层施压，又惊动安徽省、市、县宣传部。几个新四军老干部甚至跑到凤阳，找地方政府，要求严肃处理作者，又跑到山东济南出版社，找他们算账。让我感到他们有借批判这本书而到处旅游之嫌。凤阳县委宣传部和出版社便逼着我写检讨，并销毁剩余图书。给我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也把出版社吓得不轻。不过后来我将此段故事删除，这本书又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三次。此书能够反复出版，说明它是一部长销书，且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

我第一本书取得成功，便捉摸着写第二本反映花园口掘堤事件的纪实著作。

时隔不久，我便从西大中文系开出一纸介绍信，声称我是西大作家班的学员，为写某某著作，要到贵地采访，云云。我便拿着这张介绍信，由近而远，进行采访和搜集资料。

我先是到西大图书馆、陕西省政协等地搜集资料，然后到河南进行实地采访。我首先去了花园口。那是一个小镇、乡政府所在地。当地乡政府免费让我住进了简陋的乡政府招待所，在乡政府食堂用餐，采访则是我自由行动。我在那里采访了经历了花园口掘堤事件的幸存者，并且实地察看了黄河掘堤处。随后我又到郑州、兰考、开封、尉氏、中牟等地采访，并到各地政协和地方志办公室搜集有关资料。当时正值夏季，我一人奔走于各地，且不像专家教授者流，可以申请国家科刑项目和出版经费，而是全靠自费，其中辛苦自不待言。

资料搜集完毕，已濒临学期终了，我只有留待毕业回到凤阳，再投入该书的写作。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最为辛苦，一言难尽。此书的写作与出版过程虽然艰苦，但却填补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项空白。我读抗日战争诸种史籍，均对十万余人参加的兰封会战一笔带过，我想恐怕是意识形态作崇，主要是为了突出“蒋介石丧心病狂，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中国民众大量伤亡”的罪行之故。我则以近十五万字的篇幅，状写了蒋介石调遣大军，并曾亲自到前线指挥兰封会战的史实，此战役可谓铁血横飞、悲惨壮烈。以致此书由中国电视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了三次，估计以后还有出版的机会。

我回凤阳后，在一个地摊上看到一本纪实著作的首页上写道，凡知名度高而透明度低的历史事件，便值得一书（大意）。此语为我日后撰写现代历史题材的著作找到了方向。据此，以后又有反映日本浪人侵华活动，以及日本侵略者奴役中国战俘劳工的著作出版。